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破“八”，接近政府预期目标底线，仍属正常。“稳增长”成为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事实上，货币政策年初就已开始转向宽松，近期不对称调息和放宽浮动区间的操作也有进步，但政策效应未现，说明中国经济运行不是政策调节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加快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结构不改善，政策作用受限

　　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7.6%，比一季度减慢0.5个百分点，系三年来最低；上半年，GDP增长7.8%，工业增加值增长10.5%，6月份的CPI上涨2.2%，显示出经济运行继续下行回落态势。

　　总体来看，超过7.5%的增长仍然高于年初政府制定的目标，经济仍在目标区域运行，并不是严重失速，但却接近了政府可能承受的下限，也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期。因为，在讨论一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时，基于3月份的工业生产、消费品销售、出口增长和信贷投放都高于前两个月，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也出现回升，很多人预测，二季度有望企稳回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我们就明确指出，由于经济效益下滑，营商成本上升，中小企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经济运行仍然存在着继续下行的风险。

　　现在，有人又认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都有比较强的增长动力，预期第三季度的经济运行会企稳回升。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仍然不能排除经济下行的风险。因为，二季度的经济运行就是在政策扩张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并未改善，增长的基础也不稳固。国际经济环境谈不到好转，只要不继续恶化就不错了。国内已经把稳增长放在了首要位置，宽松政策陆续出台，但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政策层面，而在体制和结构层面，在体制和结构未能改善和无法改善的情况下，政策的作用不仅会受到限制，而且会发生扭曲。不仅如此，政策的宽松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型往往是矛盾的。而体制和结构调整并未取得突破，在政策变调的情况下，且有倒退和恶化的风险。

　　这次经济增长“破八”与2009年的“破八”不同，那次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带有突然性，这次是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具有必然性；上次2009年第一季度一下子跌到6.61%，这次跌到7.6%；上次靠刺激投资，第四季度就上升到了9.21%，这一次没有了4万亿，重回9%以上不大可能，站在8%就不错了。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破八”是因为实行了以“控物价”为重点的宏观政策，当前物价上涨大幅回落，就是以“控物价”为重点的宏观政策的反映。这种说法掩盖了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事实。去年的宏观政策以控物价为重点，今年初就逐步改变了。6月份的物价的大幅回落，既与经济走低有关，也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低有关，季节性因素也不可忽视。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稳增长首先要稳投资。限购限贷等政策名义目标是限制房价上涨，实际是既抑制需求，又限制供给，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回落就是证明。如果说去年保障房投资的增加弥补了商品房投资的下降，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仍然稳定在30%，那么，今年上半年保障房建设抓得又早又紧，而房地产投资增速只及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尽管政府表示，房地产调控不能功亏一篑，也不会公开明显放松，但绝不会进一步加码。为了稳投资，政府加快了投资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的审批速度，鉴于投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内的拉动作用有限，国务院希望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卫生等领域抓几件实事，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甚至去年停止和下马的高铁项目也重新上马建设，各地政府也想搞点大手笔。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有可能实现短期的保增长，使下半年的增长回升；另一方面，有可能使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更加过剩。笔者从去年末以来多次去上海出差，来回均乘京沪高铁，一等票的上座率不到1/3，其他线路不比京沪线好。我们不知道，这种投资和增长除了一个好看的速度数字以外有什么好处？这种投资如何收回，何时能够收回？为了增加投资，铁道部再次举债，这种债务如何偿还，用什么偿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通过这种办法保住了今年的增长，一旦经济再次下行，还能拿出什么挽救的办法？

　　为了稳增长，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刺激消费，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有所加快，但消费增长仍在回落，也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这不是单纯的政策调控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改善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和体制环境，消费很难改善。比如，财政部、发改委和工信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给平板电视推广实施细则》的通知”，从6月1日起，中央财政将安排256亿元用于支持扩大节能家电产品消费，推广期限暂定到明年5月31日。但实施1月，市场反应平淡，其原因在于家电市场基本饱和，消费能力遭到透支，消费者考虑的不是环保，而是腰包。

　　由于欧债危机继续发酵和国际经济衰退，出口下降明显，进口也由于国内经济回落而失速。在外部需求减少的同时，成本上升也是出口企业面临的大问题。据海关总署对1856家出口企业的调查，76.7%的企业认为出口综合成本同比增加，其中劳动成本增加的占80.4%，汇率成本增加的占56.4%，原材料成本增加的占56%.利息调降0.5%的成本降低抵补不了5%的利润减少。因此，稳定出口更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形势不好以及造成企业利润减少的体制和结构原因。虽然官方对今年的出口形势比较乐观，有望实现10%的增长目标，但对严峻的形势应当有充分的估计。

　　货币政策的喜与忧

　　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已经变调，从适当从紧变为适当宽松，从微调变为中调，在具体操作层面也频频出手。到5月份年内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后，6月份开始了利率操作。6月8日，央行把存贷款利率下调25个基点，并将存款利率浮动的上限放宽到1.1，把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扩大到0.8.不到1个月，7月6日又将存贷款利率分别调降0.25和0.31个百分点，同时将贷款利率下浮幅度扩大到0.7.与此同时，在货币市场，央行从6月26日开始，连续两周启动逆回购操作，向市场释放流动性4180亿元，货币市场利率也明显下降。随着7月份CPI仍处在低位，下半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的操作还会继续跟进，货币政策还会进一步宽松。

　　央行此次连续降息，原因非常明显，一是经济持续走低，二是CPI大幅回落。从历史上来看，连续降息的操作很少见，且都是在经济增长处于低谷和通货膨胀压力很小的情况之下才启用。上一次的类似操作发生在2008年9-12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提振国内经济的信心而连续五次降息。也只有在这时，才会出现实际利率由负转正的情形。目前也是如此，我们不知形势变化以后，还会不会再次重回负利率？

　　最近的两次降息操作有两点改进，一是放宽了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浮动的幅度和区间，第一次存款放宽到1.1，贷款放宽到0.8，第二次贷款放宽到0.7.表明央行允许和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存贷款利率的优惠空间。这是向利率市场化前进了一步。从商业银行的利率调整来看，以一年期定存为例，形成三大梯队：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公布的利率为3.25%，相对于央行的基准利率上浮8.3%，一年以上定存执行央行基准利率；中信、光大、华夏、浦发等股份制银行为3.3%，上浮10%，一年以上定存与五大行一致；城市商业银行一年期定存上浮10%到顶外，南京、广州和渤海银行中长期定存利率三大梯队中最高。对于居民来说，可以货比三家，对于银行来说，也可以自主选择目标客户，服务出现差异化。然而，实际情况是，存款利率普遍上浮，资产合理配置效率提高，而贷款利率的竞争效果并不明显，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利率优惠有限。二是第二次操作实施了非对称降息，开始了差别化的利率调控，存贷款利率调降的幅度相差6个基点。这样做是对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实际是货币当局对舆论批评的一种回应，但也是不够的。因为，现在的利差还有3.2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1.1和0.7的浮动区间来看，利差就不算大了，但在目前的情势下，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要知道，长期实施高利差政策，已经严重扭曲了中资银行的行为，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是在去年全球银行的利润统计排名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三家银行，工行以432亿美元的税前利润蝉联榜首。这些利润来自老百姓的腰包，不管你是存款，还是贷款，都等于向银行“捐款”。因此，国有银行的高利润并非国人之福。二是这种“不赚钱都难”的情况是由于央行的利率管制和利率政策造成的，非商业银行的贪婪。但是，它却使得商业银行的日子很好过，既无亏损的压力，更无破产之虞。谁还会去改进经营管理呢？这是一种养懒汉的制度。三是这种政策造成一种反向激励，它鼓励银行的不当放款，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因此，银行业的高利润只是个表象，它掩盖了银行业的风险。2011年末，中国信贷规模总存量达55万亿元，特别是银行系统内的中长期贷款都是以人民币资产为抵押贷放的，诸如像矿产、厂房、房地产等抵押物，当经济下行，资产缩水，风险也会增加。如果不良率上升2%，1万多亿元的利润就化为乌有。四是它使得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是风险定价竞争，而是做大规模竞争。因此，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虽大，利润虽多，但却不强。将中国经济命脉系于这些虚肿的国有企业，将来是要出大娄子的。五是银行的高利差使得银行的盈利水平大大超过实体经济，等于从实体经济中吸血，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换。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上述的政策操作。

　　7月12日，央行发布《2012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4.86万亿元，同比多增6833亿元，6月份新增贷款9198亿元，同比多增2859亿元。然而，从贷款结构来看，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的比例再次上升，上半年票据融资达7642亿元，中长期贷款的比例从5月份34%降到6月份的30.75%.说明金融部门对“稳增长”项目的支持力度不够或者尚未发挥出来。因为，票据融资折射出市场信贷需求情况，银行会根据市场情况自动调节信贷额度，当信贷规模偏紧且需求旺盛时，银行会压缩票据业务；反之，银行趋向释放票据业务，拉动信贷增长。现在的情况是，经济下行，企业的利润受到挤压，4月、5月两个月，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分别下降2.2%和5.3%，与此相应，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不良余额一季度较上季度上升4.9%.于是银行信贷审批的标准会更严。在贷款投放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银行为了保住规模，于是票据融资再次发挥了作用。因此，分析问题和观察现实，不能只看总量不看结构，这样往往会出现差错。

　　从中长期来看，由于体制僵化、结构失衡，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不去推进改革，加快调整，而是利用这种带有鲜明统制色彩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强烈干预经济运行。2001年年末，我国M2存量15万亿元，今年6月末达92万亿元，10年间经济总量增加1.5倍，而货币供应增长6倍。特别是近几年，为刺激经济，货币供应的增长更快，我们往往是用两三倍的货币来换取GDP的增长。不仅成本太大，而且造成流动性泛滥，吹大了资产泡沫。有人说，货币池子里的水已经很深，不需要进一步放水，但也正因为池子里的水多，也便于“兴风作浪”。这也是货币政策难以稳定的原因。要知道，中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人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释放流动性，以促进银行向私人企业放款，而我们的情况则是政府和国企直接向银行借贷，私人企业拿到的贷款很少。而政府投资搞建设注定是低效率的。

　　应当看到，货币政策作用的空间已经不大，一是由于政府很难像2008年那样再搞几万亿投资，退一步讲，就是再搞几万亿投资，效果也会递减，带来的问题更多；由于已经用的政策也用得差不多了，其实，加快项目审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都是货币政策的体现；特别是由于经济下行，市场偏冷，产品没有地方销售，很多企业都在压缩生产规模，对资金的需求欲望不强，而有需求的企业资金又流不到那里去。因此，放松货币信贷政策，释放的资金不一定会流到实体经济上去。关键也许在于如何增加消费，活跃市场。

　　财政政策的长与短

　　在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受到重视。今年以来，财政方面的最大变化是，财政收入增长趋缓，而财政支出增长加快。数据显示，上半年财政收入63795亿元，增长12.2%，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财政支出53893亿元，增长21.3%.表面看来，政府财政有点吃紧，其实并非如此，收入增长高位回落，稍慢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改变了长期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2-3倍于居民收入的态势。上半年的人均纳税额4099元，相当于人均GDP的24.2%，不可谓不多。财政支出的增长明显快于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财政支出的增长达到了24%，问题在于支出结构和效率。虽然提出加强民生，但目前的重点仍然是投资。上半年到位建设资金18.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26.7%.除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外，如果支出结构更不合理，支出效率也会大打折扣。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作为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大幅下滑。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上半年全国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6525.98亿元，同比下降38%，缩水超过4000亿元。这是本轮房地产调控的直接结果和最明显的结果，它必将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经济布局运作产生重要影响。据审计署公布的资料，今明两年地方融资平台偿债规模将达到4.5万亿元，如果其中的一半用土地作抵押，明年将面临2万亿元的偿债压力。不仅如此，按照有关规定，目前土地出让收入中已有45%明确指定用途：10%用于保障房建设，10%用于教育投入，10%用于水利建设，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6月26日，财政部和国土部联合下发通知，从今年1月1日起，中央财政按照20%的比例，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如果说土地出让金中60%是征地拆迁成本，只有1/3才构成地方土地财政的净收益，这些指定用途的资金能否得到保证就成了大问题。

　　在今年的财政政策中，特别强调结构性减税，但是结果并不理想。一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去年11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及相关政策》，今年1月上海开始正式试点，改革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同时在建筑业进行前期调研。此举被有关学者和人士说成是财政改革的大手笔和减税的重要举措。然而，上海试点的结果，其说不一，有说税收不降反增，有说减少了20亿元。面对经济增长趋缓，财政收入下滑，加大民生支出，支持建设世界城市，北京已经感到财力吃紧，而“营改增”一测算，一年少收70多亿元，因而，原定7月1日出台，现在没有了消息。二是对小微企业减免税的政策早已出台，但真正贯彻落实并非易事。三是增加出口退税，这也受到WTO规则的限制，不能借此增加对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唯一可以做的是调整出口退税率，这对那些没有达到法定退税标准的企业有作用。

　　在经济下行和市场偏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应当发挥刺激需求的更大作用。这就需要在减税政策上来点大手笔。与其结构性减税，不如一次性减税，因此，有人提出临时性降低增值税税率，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还有，当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政府出台的鼓励家电下乡、汽车消费等政策，曾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城市拥堵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不少城市转而限制购车，限制消费。最近出台的鼓励环保型家电产品消费的政策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次新的努力，效果如何，还需进一步观察。

　　在减税的同时，也要注意减少各种各样的收费，如高速公路的收费、各种流通环节的收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