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会计准则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成为未来我国会计研究的重要内容 新准则研究破题　
　
　　《中国会计报》：作为我国会计发展的大事，新准则给我国会计界的研究带来了哪些方面的研究热点？

　　孙铮：在未来针对新会计准则的研究过程中，首先，研究的数字将不只局限在会计盈余一个数字上，而会涉及整个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特别是新增加披露的内容。

　　其次，由于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除了信息不对称这一基础理论，以及在西方广泛应用的代理理论外，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应当是会计研究中考虑的理论源泉之一。

　　再次，新旧会计准则比较的“投资有用性”，以及新准则下的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特别是新准则实施过程中企业的会计选择，预期将会出现非常吸引人的研究成果。

　　最后，中国的产权法律保护不健全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两个制度性因素。

　　《中国会计报》：关于投资有用性和契约有用性的研究，主要指哪些方面呢？

　　孙铮：新会计准则认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决策有用性”，这里的“决策”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投资决策和缔约决策。这属于会计基础研究的范畴。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中，有两类基础研究值得深入探索。

　　第一，与投资决策相关――投资者如何使用会计信息？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和噪声交易者（非理性地根据似乎是真实的信息而实际是噪声信息开展交易的交易者）。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会计信息需求者。他们相对于噪声交易者拥有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在会计信息市场上扮演信息分析专家和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角色。因此，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加准确的会计信息分析能力。他们更多的是着眼于公司的未来，看重公司未来的价值，有利于股票价格向其真实价格靠拢；而噪音交易者更多的是关注短期行为，在对股票买卖决策中存在很多非理性的因素，使得股票的价格偏离其真实价值。

　　第二，与缔约决策相关――会计信息的生产与契约形式之间的相互内生关系，即一方面契约形式如何影响会计信息的生成，另一方面会计信息的特征如何影响契约的签订，以及不同层次契约对于会计信息需求的差异。就拿债务契约来说，债权人和企业签订债务契约，会设置很多财务会计指标，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如利息保障系数、股利的分配指标等，以求债务人的会计信息更加稳健；同时，债权人在签订契约前也会根据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来设置契约，如果债务人的会计信息质量比较差，契约的约束条款可能更细致等。

　　信息迷局

　　《中国会计报》：与投资决策相关的研究是指哪些方面呢？

　　孙铮：主要是针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包括信息观和计量观两方面。

　　第一，信息观的研究。

　　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其前提是次强式有效的资本市场，即只要财务报表充分披露包括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及其变动在内的所有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形式无关紧要。但投资者能对已公开的信息作出反应，并不意味着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无法获得超额收益，所以，公平披露原则已成为必需。

　　新准则下股票市场会有怎样的反应？会计信息对于股票定价是否有用？特别是新准则采用后，与老准则相比有大量会计方法的变更，信息含量是否提高了？新准则对于披露和编报的要求明显提高，特别是对大量会计数据的强制披露，如关联方关系与交易披露的强化等，那么这些新增的披露信息能否给投资者带来增量的信息，投资者是否可以看穿披露信息的背后实质，为其决策提供帮助？

　　第二，计量观的研究。

　　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即在完全或完善市场上，财务报告对资产及权益的计量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由此编制的财务报告具有信息含量。目前，金融市场日益发达，金融工具价格波动频繁，企业资产等的真实价值都会随着市价的变动而相应变化，按历史成本计价披露可能会误导投资者，以公允价值计量能客观反映资产状况，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新会计准则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是符合计量观的。会计数字与股票价格间是否存在更加紧密的联系？除了会计盈余数字，资产负债表上用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数字是否可以直接用来估值？在新准则下，财务分析师的预测精度提高了吗？公允价值的存在会不会给投资者一个好的信号呢？投资者是否认为会计信息更加公允或者准确地反映了某项资产的真实价值呢？由于采用公允价值所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增高是否会向市场传递好的信号，投资者会否因此获得正的超额报酬率呢？

　　这类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增强对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投资决策的有用性的理解，进而在准则制定过程中考察投资决策的合理需求。


　　契约疑阵

　　《中国会计报》：与缔约决策相关的研究包括哪些热点问题？

　　孙铮：这主要是针对与企业相关的一系列契约的决策。

　　一方面，契约形式影响会计政策和披露政策选择。

　　新会计准则对计量财务报表中的项目提供了公允价值模式和成本模式的备选方案，以及大量的备选披露要求，这就为会计政策和披露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实验场。

　　投资者和债权人想了解在新会计准则的备选条件下，企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或那样的会计政策方法或披露政策，为什么企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哪些契约形式和特别的制度性因素影响了企业的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

　　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而言，在新会计准则给予的备选条件下，证券监管部门、税务部门、企业职工等将会和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联系得更为紧密，那么企业管理当局将会选择什么样的会计政策和披露政策来满足相关的契约要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形式上中国会计准则达到了国际趋同，但是实务是否可以达到预期水平呢？是否会受到公司会计选择的影响而打折扣呢？有哪些制度性因素会影响到实务的趋同呢？这类研究对于会计准则的制定部门而言是特别重要的。

　　另一方面，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契约形式。

　　如果会计信息质量较差或者存在某种被操纵的动机，那么利用会计信息的各种契约形式是否会发生变化，从而使这种契约形式尽量少地受到会计信息被操纵的影响呢？

　　对于投资者和债权人来说，新会计准则在较多的方面使用了公允价值计量，这就会导致经理的业绩更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和旧会计准则执行环境相比，企业在这种情形下考核经理会采用相同的评价方法吗？债权人对风险的控制是否也会相应改变其采用的指标体系？财务透明度的改善是否会影响权益性融资和债务性融资成本？

　　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契约而言，新会计准则执行之后，税务部门的调账程序增加，是否会改变税收的征缴程序？企业职工是否会要求管理当局修改奖金的考核方法？

　　这些研究将使我们深刻理解会计准则对于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改变、相关运行机制或制度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效应。



（中国财经报　　　200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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