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大会报告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已经制定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年收入实现大幅增长。改革开放30年（1978年-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1倍。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据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而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就表示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越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前不久，国务院曾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社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若干意见》共分七个部分：一、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二、准确把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三、继续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四、加快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五、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六、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七、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组织领导。

　　主要目标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和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

　　代表委员：当前收入分配制度存明显问题

　　民之所盼，政之所为。

　　两会代表们纷纷就收入分配问题发表看法，提出建议，包括提高收入、改善分配制度、税收调节、提高农民收等方方面面。

　　“这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突出；二是现在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社会关注。因此，全社会对收入分配的改革有着越来越多的期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是存在明显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表示，对于企业而言，国家规定了最低工资以保障雇员基本利益。“但是企业中有国企和央企，在垄断性行业的国企、央企里，员工普遍收入高，领导的收入就更高了。还有，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明文规定的工资是很少的，但其他‘隐性收入’较高。这种高收入很容易引起社会其他群体的不满。”

　　“部分人的富裕掩盖了贫穷问题，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县长韩永东是土生土长的撒拉族人。他直言，媒体现在多数关注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大。其实，收入分配改革还要多重视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

　　效率与公平并重、解决地区差距是改革重点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放在初次分配改革，应该效率与公平并重。“最大的公平在初次分配中体现为两点：一是让农民有产权，有财产收入；二是在市场竞争中，保护弱势一方。”

　　他同时表示，二次分配也重要，当前尤其需要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尽快消除“二次分配不但不能缩小一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一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陈世强认为分配的均匀性首先要解决地区差距。“近年来，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治理分配均匀性。分配的均匀性首先要解决地区差距，只有缩小中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缩小城乡差距，东部西部、城乡分配才能均匀。特别是近年来农民工的收入在不断增加，他们已经成为第二代新城市人。”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谈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表示，改革要让各个利益集团、不同社会群体在决策过程中都能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都能参与博弈，让博弈规则更公平才是重点。

　　从税收调节、收入倍增、收入阳光化等处着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曾撰文提出八点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通过完善个税、房地产税，适时开征遗产税，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等措施调节和相关的收入分配。

　　他还说，“在改革中消除部分行业的多度垄断因素，提升相关收入分配制度规则的透明度，对于并非由市场竞争性机制产生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和职务消费要加强上限约束和规则管理，对于”劳务派遣工“的待遇保障问题，应强调规范、透明和适当提高标准。”

　　他还提到，“在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的通盘视野之下，加强对非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引导和管理，严厉打击贪赃枉法、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走私贩毒、偷逃税收等相关的黑色收入，清理整顿规范种种”灰色收入“，其中合理的、需修正的，都应阳光化；不合理的则应予以取缔。”

　　全国政协委员、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建议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现在的计税工资是3500，翻翻的话最起码要7千，所以现在最低的计税工资还是要提高。”此外他还说，“不一定现在按照每一个人来交税，最合理的科学的应该按照家庭收入的总和，扣掉家庭的费用，剩下的钱去交税。”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认为“通过税收调节来平衡社会税收公平，用更公平的税收制度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在这方面的工作仍有很大空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国家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规划。“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中等收入群体要从目前的23%增加到40%，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3亿多人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调整利益关系平衡、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拉动消费的‘橄榄形’社会格局。”

　　“目前农村村民的收入主要是财产性和货币性的，产业性的收入也就是经营性收入占有的比例很低。事实上，产业性的收入是最稳定的，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弱势群体应加大货币性的补给。”韩永东说，“他们的生活负担非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