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怜的几千块钱收入，每个月要缴很多个税，我都不忍心看它，从来不敢看扣了多少钱”，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说。

　　“现在的中产阶层或者类中产的税负太重，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扩大。”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些大学生毕业后工资仅够生活，都混成了“蚁族”“鼠族”，这些中产阶级的源头一旦断了，对社会发展极为不利。

　　在针对税负的各种议论声中，新一轮税改箭在弦上。“个人所得税改革”、“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都将在新的一年寻求突破。

　　然而，在新税种开征之前，却鲜有对税收成本的核查。

　　税收成本到底多高

　　2004年，北京市取消了对“自行车和其他非机动车车船使用税”的征收，理由是“成本太高”。

　　北京市地税局的一份统计数据表明，为了征收不到市税收万分之四的“自行车和其他非机动车车船使用税”，地税局近年花费的征收成本已经达到了实际征收税款的30%~40%。

　　北京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说：“这个税的税收管理难度本来就大，征收成本和税收额不成比例，取消了对大家都好。”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有成本的，税收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张德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税收的征管成本，包括，税务局人员的工资，办公经费、固定资产的购置以及一些研究经费。

　　那当下中国的税收成本有多高呢？

　　关于税收成本，官方并没有统一的数据，“中国只有对税收收入的考核，却没有对征税成本的考核。”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1999年的征税成本约占税收总额的3.12%，目前这一比例已经达到5%~6%，而同期美国征税费用约占税收总额的0.58%，日本是1.13%。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桓也指出：“中国的税收成本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按美国国内收入局1992年年报统计，当年税收征收成本65亿美元，占税收收入总额11207亿美元的0.58%。新加坡的征收成本率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而在我国，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1994年税制改革前，我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1994年税制改革和税务机构分设后，征收成本有所上升，到1996年约为4.73%。据估算，到上世纪末中国的税收成本率约为5%~8%。其中东部及沿海地区较低，为4%~5%，如山东为4.3%，广东为4.7%；西部欠发达地区较高，为10%左右，如内蒙为9.6%，贵州为11%；中部地区大致为7%~8%，如河北省1998年为7.96%。

　　成本偏高的背后是浪费和低效

　　一位地方税务局职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他们县，税务机关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本考核。税务局按人头费，把工资和办公经费等打包下发。

　　比如，每年的税收总额约为5000万元，整个国税局正式员工约为100人，每人每年的人头费约为3.5万元，折算下来，县国税局的税收成本约为7%。

　　3万元的人头费包干了工资和办公经费，的确不能算高，“现在我们税务所由于办公经费不足，办公室冬天没有暖气，因为一个所一个月只有1000元办公经费，花不起。”

　　但这只是基层税务局的情况，他说，到了省市级税务局，情况大有改观。“市国税局人头费每人每年6万元，而省国税局则为10万元，办公楼也都比较豪华。”

　　不光基层与省市有区别，省市之间的区别也颇大。

　　他的一个朋友，在南方某市国税局工作，“年终的奖金就有两万元，一年的收入约20万元。”

　　在李炜光看来，税务成本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成本偏高背后是税务系统浪费严重、征税效率低。

　　新中国成立以来，税务部门基本上没有对税收进行成本核算，全国总成本、分税种成本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可供考核。

　　不过，一些官方报告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税收成本偏高的问题。

　　2008年8月国家审计署署长刘家义在《关于2007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提到，审计署对18个省(市)税务部门征税成本开展了审计调查，重点抽查了省、市、县三级236个税务局。

　　报告显示，各地税务局主要存在着四种问题??

　　一是人员支出水平较高。2006年，18个省(市)税务部门人员支出人均5.83万元，抽查的236个税务局人员支出人均9.06万元。二是办公用房面积超标。抽查部分税务局，超标面积占58%。三是无编制和超编制购置小汽车。抽查已实施或参照实施车辆编制管理的162个税务局中，有90个税务局超编制购置小汽车。四是招待费、会议费、培训费和出国费控制不够严格。抽查的236个税务局2006年支出达10.55亿元，仍处于较高水平。

　　税收高成本的深层原因

　　从税收制度的设计来看，中国的税收成本似乎应该低于一些西方国家。

　　通常，西方国家的纳税人包括家庭和企业，报税是每个家庭一年中最重要的财务事项之一。相应地，税务机关则必须将监管的触角精确地伸向每个家庭，以详细审查其每一项收入、每一项开支和每一项抵扣的数额与合法性。对美国这样拥有上亿家庭的国家来说，这当然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工作量。

　　中国的纳税人不包括家庭，只有个人和企业，而针对个人的纳税事宜一般也以代扣代缴方式由企业承担。换言之，中国税务系统只需要盯住企业就够了，对个人和家庭几乎完全不用费心。

　　李炜光说，美国实行所得税制，中国实行流转税制，流转税以市场交易为征税对象，有交易便有税收，以交易额计算税额十分方便；所得税则以净收入为征税对象，需要核查一系列成本支出，征税复杂性比流转税高得多。

　　不管是从纳税人还是从税制讲，中国的税收成本都应该在美国之下。税收的成本为什么还会如此之高？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我国的国、地税分家是其中原因之一。

　　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系统一分为二，国、地税分家，各自成立了从省级到县的国税地税系统。一套班子变成了两套。以某县为例，国税100来人，地税七八十人，增加了人头费。

　　1994年税制改革后，一方面，我国税收收入得到了快速增长，1993年~1995年，工商税收收入以年均9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另一方面，机构分设后，人员大量增加，致使1995年人均征税额增长不高，大大低于每年税收收人15%以上的增长速度。税制改革增加了税源，机构分设又增加了大量人员，人均征税额的增加低于税收总量的增长幅度，征收的效率实际上是下降了。

　　减税负需先降征税成本

　　税收成本增加的一个后果是，加重了中国的税收负担。为了抵消高成本，必然要向民众征更多的税。

　　《福布斯》根据对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的税负进行的比较研究，用税负痛苦指数作为衡量税负轻重的指标。而连续几年，中国都在这个税负榜单中名列前茅。不过，国家税务总局认为，《福布斯》税负指数描述宏观税负的高低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国际水平相比，目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是适度的。判断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只能以税为标准，不能税费混用。中国税收收入是不含社会保障税的，宏观税负大大低于不含社会保障税的大部分工业国家。

　　李炜光说，世界银行曾对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类型提出过一个划分标准，人均GDP低于78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一般为13.07%；人均GDP786~3125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 18.59%；人均GDP3126~9655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1.59%；人均GDP大于965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一般为28.90%

　　就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国目前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2005年为19.39%，宏观税负指标已经超过18.59%的平均值。按照目前税收速度增长，已经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21.59%的水平。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的数据更触目惊心。他说，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新增债务余额，加上去年通货膨胀率是-0.7%，2009年我国的宏观税收负担率达到52.9%。

　　“税收规模差距不大，税收成本却是人家的一二十倍，不降低征税成本，税负也很难降低。”李炜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