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7～8日，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举行。下面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现场发言内容：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 ：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地参加这个会议。

　　我首先来谈两个看起来好象不相关的观点：一个是前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富士康事件。富士康事件发生以后有很多的媒体找我，除了新华社之外，剩下所有的我都没有接受采访，因为这个话我觉得特别不好说，不好说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在富士康这个事情上，大家都把眼光盯在血汗工厂上，这个我也同意。人们盯在血汗工厂上，主要提出的呼吁和要求就是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工人的待遇、改善工厂的管理模式等等，这些我也都是很赞成。为什么觉得这个话很难说呢？按照我个人的观点，从我内心里说，我并不认为富士康这十几连跳的发生主要是由血汗工厂这个模式造成的。富士康这个事件的发生，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要负的责任可能比富士康要大得多。为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富士康就是这样一个富士康，血汗工厂就是这样一个血汗工厂，工资福利就是这样的工资福利，工厂管理的模式也是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假如说就一点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工人下了班之后，哪怕一天加班到晚上八点钟才能下班，不是回到集体宿舍里，而是回到工厂的周围――这个城市当中，哪怕他是在贫民窟里，有一个六七平米或者五六平米的家。回到这个家里之后能见到他的老婆孩子，他从一天挣的几十块钱当中摸出两块钱给孩子买冰棍，看孩子一边抹着鼻涕一边啃冰棍，心里很高兴，他会是什么感觉？第二天早晨上班之前能看到这个孩子抹着鼻涕，背一个小破书包，穿得破破烂烂，但是能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去上学，虽然他心里也明白，这个孩子也学不好，顶多上个初中高中，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十三连跳的人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个人想法，这当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自杀可能不会发生。

　　刚才我说我们这个社会可能要负的责任比这个血汗工厂要大。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大厅讲过一个题目――《营造多数人生活的家园》。实际上看这个题目也是不对的，实际上应当是《营造每一个人生活的家园》。而富士康这个事情告诉我们，首先这个社会当中可能一部分人哪怕连一个最差的家园或者是连贫民窟里面六七平米都没有，而且这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现在我们农民工有两个亿，新生代的农民工大约是一半，再过几年耕地全部完成，可能有两三个亿的人处于这个状况，将来这些人可能哪怕一个最差的家也回不去，只能回到集体宿舍里。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为什么很多工厂也是同样的宿舍，也是回到宿舍，为什么其他的地方没有发生自杀，而富士康发生了？我个人的看法，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已经到了极限。但是在其他的工厂宿舍当中可能还有他的朋友，还有老乡，还有他熟悉的人，他回到这个宿舍当中可能有点温情，还能够说说话，而富士康这样一种特有的、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我们要知道，稻草只是稻草，稻草不一定是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要看到，当新生代的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之后，我们面临一个跟原来完全不同的问题，可能将来会有两三个亿的人要漂泊在这个城市当中，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所有东西没有一件属于你。他们男女朋友怎么交?即使交了男女朋友在哪里结婚?农村回不回得去?城市进不进得来?甚至35岁之后打工的机会还有没有，这些问题没有人想得清楚。

　　第二个观点，如何来看待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城乡关系？实际上刚才我说是两个看起来很不相关的观点，虽然说的距离远一点，但绝不是不相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我们正在建设和西方发达国家都毫不逊色的、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但是我们建设的这个城市和刚才说的人群已经是越来越远。我前些年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断裂社会，这样一个群体和这样一个城乡意义上断裂的社会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需要重新来审视中国的城乡关系。但是今天的城乡关系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是什么感觉，从表面上来看，城乡关系好象现在比原来要改善一些了，农民进城吃饭也不用粮票了，农民还可以进城来打工了，户籍制度好象也比原来松懈一些。但是我个人的看法，现在的城乡关系实际上比原来难办多了。我们改革前由于一个城乡二元的社会，那时候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由各种制度造成的，如户籍制度、主副食品的供应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十几种。那时候城乡二元结构相当的僵硬，僵硬到什么程度？城乡之间事实上是不通婚的。但是尽管如此，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是处在一个柴米油盐的时代，城市居民一对夫妻一个月六七十块钱的收入，得有几十块买柴米油盐，而这个柴米油盐是农民生产的，那时候城市居民的收入的大部分是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的。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城市居民收入的大部分是到农村去走一圈的。

　　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从制度的层面来看，好象二元结构比原来更为松懈一些了，但是实际上这事比原来麻烦多了。麻烦就麻烦在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之后，资源绝大多数集中到城市，城市居民收入的大部分不到农村去走一圈了。现在假如说一个人五千块钱的工资，两口子一万块钱，现在用来购买柴米油盐的，能到农村去走一圈的还有多少？千八百块钱打住了，剩下绝大多数在城市内部循环，买房子、汽车、家用电器。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绝大多数收入已经不到农村去走一圈了。原来的二元结构是由制度造成的，但是制度是人定的，人定的制度人也能改变它。但是到了今天，城市居民绝大多数收入不到农村去走一圈了，所以这个事其实比原来难办多了。

　　这两个观点给我们的几点启示。第一，今天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二元结构?可以说就是原来由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和今天正在形成的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第二，这两种二元结构各自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可以说这种由新的市场化的因素造成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关系雪上加霜，而原来那种行政主导型的制度化的二元结构堵住了以城市流动和城市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道路；第三，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可以说城市化是必由之路，在当今的世界上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第二条路，人口流动是现在协调发展最基本的机制。城市化的现实道路，如昨天迟院长讲了一个题目，“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我觉得这是城市化最现实的路径。没有农民工的城市化，没有城市人口新的分布，这个城市化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尤其考虑到，我们现在看起来好象钱很多，但是地方政府债务已经上万亿。把农民赶上楼和城市化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是用另一种方式将农民按死在农村，这个和城市化完全是两回事。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种现在土地先行的城市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现在讲的城乡统筹不容否认的一点是土地推动起了作用，这种情况下将来会走向哪里？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回应一下昨天陈锡文主任的担心是什么？昨天陈主任讲得非常的精彩，我也在琢磨他担心的是什么？我觉得他担心的是一个“社会工程”，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这样一个“社会工程”，这几年我们搞了很多的社会工程，最后都是灾难无穷，所以陈主任用一个说法叫“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社会工程的一个特点是，你知道他的第一步结果、第二步结果，但你不知道第三步、第四步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考虑到刚才讲的农民工这个因素，考虑到农民上楼的因素，将来中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结果――城市当中有两三个亿的人漂泊在城市当中，无法扎下根呢？农村两三个亿的农民赶上了楼，有的有经济支撑，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济支撑，这种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这将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这事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