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所作的报告中有很多新表述，引发民众的广泛关注。十七大的“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变成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报告还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无论是“建成小康社会”还是“收入翻番”，显然都会提升民众的幸福感。那么，民众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新京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他曾较早开始对“幸福指数”的研究。

　　“小康”能增加民众幸福感

　　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而这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新京报：十八大报告不仅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还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包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扩大人民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指标，这个目标让民众有了新的期待。从“幸福指数”的角度看，你怎么看？

　　程国栋：十八大报告我看了，整体上是向民生倾斜的，提出的目标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从社会反应看，民众对“收入倍增目标”反响最为强烈，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物质基础(具体就是家庭收入)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按照民间的说法，有了钱未必就幸福，但没有钱一定不幸福。所以，收入倍增目标的提出，是民众走向幸福的第一步。

　　新京报：2005年两会期间，你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认为国民幸福有六类构成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和环境保护。这些要素在十八大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目标。

　　程国栋：其实提法是什么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执政党提出的目标和措施，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是否符合民众的期待。关键是能让民众在各个方面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而不是有所偏颇，像以前那样对GDP的依赖。因此，报告在具体的目标上，是很有远见的。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上来。我的研究领域侧重资源与环境，对这方面体会更深，民众需要的不仅仅是收入，还有健康的环境，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如果经济上去了，其他方面没有齐头并进，还很难说是幸福。

　　新京报：此前，不少地方都把“幸福”作为施政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社会”的概念，而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今年国庆期间，央视关于“你幸福吗”的同题采访，更是引发社会热论。如果问你，你怎么回答？

　　程国栋：这个问题，我真不好回答，需要知道对方问的是哪方面，这个问题越具体越容易回答，越笼统反而没法回答，你是问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还是哪方面的？

　　应该说，个人幸福是个人对生活的评价，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国民幸福总值可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可以叠加个人幸福总值，来量化幸福总值。

　　以人为本的发展，其第一要义就是要把发展的目的归结到人。

　　英国哲学家休谟曾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所以，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这一终极目标是全面、协调的，因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实现需要物质基础、政治保障、精神支撑和社会和谐，需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这一终极目标也是可持续的。因为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多。

　　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而这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新京报：现在也有“痛苦指数”“焦虑指数”的说法。

　　程国栋：在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可是它带给民众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公民心理压力过大，社会焦虑程度高，恐惧、郁闷、无安全感将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态。工作、房子、医疗和小孩教育是公民最担心的几件事情，而持续增长的GDP不但没有缓解这些问题，更增加了这种群体的焦虑。

　　“幸福”要以生活质量为核心

　　个人幸福是个人对生活的评价，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国民幸福总值可定义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享受生活的程度，可以叠加个人幸福总值，来量化幸福总值。

　　新京报：作为科学家，你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冻土领域，“幸福指数”似乎与你的研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什么机缘让你从2004年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程国栋：我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在资源、环境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就发现这些数据反映的现实情况触目惊心，背后则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人文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尤其是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的GDP以平均9.3%的高速度增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新京报：问题出在“GDP崇拜”？

　　程国栋：对，因为GDP可用于诊断一国(一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被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不衡量增长的方式以及增长的代价，不衡量效益、质量及国民的实际财富，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不衡量分配、公平和贫富差距。因此，不适当地应用GDP，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等同于GDP的增长，并将GDP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来衡量民众是否幸福，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新京报：你所说的“严重后果”指什么？

　　程国栋：GDP高速增长之后，在资源、环境领域，都出现了严重恶化的倾向，相关的社会事件屡见不鲜。在社会领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失衡临界点，进入了国际公认的警戒区。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与上访事件逐渐升温。所以，我想到用“幸福指数”来修正“GDP主义”。

　　新京报：“幸福指数”这一问题是怎么由来的呢？

　　程国栋：“幸福指数”的全称是国民幸福指数，又称国民幸福总值，简称GNH。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成为第一个代替GDP的国家。GNH测量的是人们的幸福感，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作为一种补充GDP的现代化理念，正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趋势？

　　程国栋：完备的国民幸福目标，能将发展的观点真正集中在有实质意义的事物上，避免发展政策忽略一些极端重要的议题，如过分强调经济的重要性，而对环境和社会问题重视不够。建立完备的幸福的社会目标的过程非常复杂，可以组织由各学科专家组成的专家组，阐述与国民幸福有关的问题，并将这些与公众充分交流，从而确定为人文发展的目标。

　　新京报：从你提交“幸福指数”提案到现在，已有七八年了，外界对“幸福指数”的关注也越来越突出，多数围绕两点：一个是评价体系是否科学、是否客观，一个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会不会出现“调控数字”，出现“被幸福”的现象。而现在不少机构都会发布相关的幸福指数，你怎么看公众的这两种担忧？

　　程国栋：你说的这些现象，我也注意到了，这也是我这两年没有再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一来，我有自己的专业领域需要研究；二来，现在研究“幸福指数”的人员和机构太多了，一方面固然凸显这一话题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存在鱼目混珠的现象，特别是误用“幸福指数”，导致“被幸福”现象。

　　“政绩观”左右“发展观”

　　政绩考核标准十分关键，对各级官员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和激励作用，左右着官员的政绩观。政绩观决定工作的思路和方向，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

　　新京报：据了解，国民幸福指数评比在国外都是非官方的，算一家之说，能从某一个侧面比较各国的情况。而在中国，多数由统计局等政府机构来主导，你认为合适吗？

　　程国栋：“幸福指数”的测量，更多还是由第三方独立机构去做比较好。现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短时间内还很难改变。因为现在的配套条件还不成熟，像对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培育，新闻出版空间的释放，都有待进一步发展。

　　新京报：去年年底，日本内阁公布一项国民幸福指数测算试行方案，旨在通过一系列指数去衡量经济数据所无法体现的国民幸福感。根据试行方案，这些用于衡量民众幸福的指数一共有132个，主要分为三大类：社会经济环境、身体和精神健康，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类似的方案能给中国提供哪些借鉴？

　　程国栋：不丹国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新京报：其他国家有什么经验？

　　程国栋：不丹的实践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正在研究“幸福指数”。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新京报：不少地区和城市都提出了“幸福XX”的执政目标，并且范围逐步扩大，现在随着“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幸福指数”的导入，能提供哪些借鉴？

　　程国栋：这种趋势是好的，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第一步，但是，由于理解不同，操作方式也大相径庭。因此，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一、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民众的满意度，这有利于变“卖方市场”为“买方市场”，有利于变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为纳税人对官员的评价，充分反映民意，弘扬民主；随时发现问题，找到主要矛盾，及时解决问题。须知，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系于人民是否幸福快乐，安居乐业。

　　二、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政绩考核标准十分关键，对各级官员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和激励作用，左右着官员的政绩观。政绩观决定工作的思路和方向，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如果不能用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衡量各项工作，再科学的发展观也会在执行过程中变形。

　　所以，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能成为与GDP一样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

　　——访谈嘉宾

　　程国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2004年，他和同事启动了《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的研究课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在2005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